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主要是1930年至1936年间，在珞珈山校园一次性规划设计并连续建成的校舍建筑群，共30项工程68栋，建筑面积78596平方米，耗资400万银元。此外还包括部分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建筑。这样浩大的建筑活动，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是罕见的。现在大部分建筑保存完好，仍在使用，其中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5处26栋，建筑面积54054.52平方米。
     建造经过
     1928年8月6日，国民政府大学院聘任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雅各、麦焕章为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李四光是地质学家、秘书叶雅各是林学家，对武昌郊外的地理环境比较熟悉。叶雅各认为“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其天然风景不唯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经全体委员实地考察后，1928年11月确定以武昌城外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远离闹市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狮子山一带为新校址。依据了国外著名大学校园的理想模式，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疏远相地选址理念。李四光和叶雅各推荐开尔斯（F.H.Kales）担任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并赴上海邀请来开尔斯。开尔斯实地考察后，认为这一带山丘坡缓且水源充足，山石、泉水、湖水均可利用，各项建筑依山而建可节省地基及石料，遂赞同以罗
家山为校址。后闻一多将其改名为“珞珈山”。
   　 1929年3月，由于珞珈山及其附近都是荒山田野和羊肠小径。经学校函请湖北省建设厅，开始修筑连接街道口的专用公路，但因修路迁坟触犯了一些坟主的孝亲观念，他们便联合起来向湖北省政府请愿，要求其出面制止。于是，省政府以武大新校舍占用民地过多为由，要武大停止建设，另寻新校址。同月，代理校长刘树杞因事务繁忙而辞职。于是教育部任命王世杰为武大首任校长。5月上任伊始，他便致力于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勘测、规划以及新校舍的建设工作。与叶雅各先生一道，率数十名民工于一夜之间将所有挡路坟墓全部挖掉，造成了不可变更的既成事实。坟主们虽将此事闹到了中央，但也于事无补，这段宽10米、全长1.5公里的公路最终还是按照原定路线完成，于1930年2月通车，命名为大学路。他还特邀省府有关人员亲赴珞珈山现场考察，一致认为此地风景优美，有山有水，在此建校，启发文化，对武汉居民特别有利。
    　与此同时，3月18日开始勘测规划，主轴线为李四光勘测所定。缪恩钊带领助手沈中清及另外4名测工开始新校舍的测量绘图工作，经过5个月艰苦努力，按时完成勘测任务。开尔斯构思图纸时，常常在山上一站就是数小时，半年后完成了总设计图。8月，省政府公布校园红线，东以东湖滨、西以茶叶港、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切至茶叶港桥头，总计面积三千余亩。学校用七块银元一亩水田、五块银元一亩山地的价格买下校舍用地。罗姓山主开始不愿舍弃自己的“风水宝地”，时任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石瑛亲自上门说服动员。当时山上葬有很多祖坟需要迁移，百余名坟主以新校舍破坏风水为由而阻碍新校址的圈定和校舍建设，甚至要纠集乡民跑到王世杰老家挖其祖坟，省教育厅厅长甚至唆使人在工地闹事。王放出一句话：“祖坟你尽可以挖，珞珈校舍一定要建。”国立武汉大学
筹备委员会委员曾昭安按王世杰的示意，组织教授会向教育部力争“像珞珈山这样的好地方，应该建校，无论哪个总统、主席也阻止不了”，结果获准。石瑛也积极支持王世杰，以“建校乃千年大计，不要迷信风水”严厉地驳复了反对迁坟者。
  　  1929年10月，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聘开尔斯为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同时通过总设计图，此外还聘有阿伯拉罕·列文斯比尔（A.Leverspiel）和石格斯（R.Sachse）为助手。另聘开尔斯在麻省理工学院同窗好友缪恩钊为新校舍监造工程师、工程处负责人，负责施工技术监督及部分结构、水暖设计。在他严格认真的技术监督下，保证了这些工程的施工质量，主体结构至今仍坚固如初。工程分别由汉协盛、袁瑞泰、永茂隆等营造厂及上海六合公司承建。1930年3月新校舍工程开工。汉协盛营造厂老板沈祝三坚信“质量就是根本”，要求武大工程均着眼于保固期百年以上，进料选优质材料，处处严格检验把关，即使在他遭到双目失明的沉重打击后，仍坚持主张双方均派工程师及监工随时监督检查质量。施工中一旦发现问题，则不惜代价，返工重来。
    　1930年5月，六十高龄的开尔斯在上海病倒，病中仍坚持工作。1932年3月7日，王世杰校长在新校舍礼堂里讲演时说：“在这里我们最要感谢的是开尔斯先生，他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他不计较报酬，而完全把兴趣寄托在艺术方面……他给予我们的帮助实在大得很！”为感谢和纪念开尔斯对新校舍建设的贡献，武大授予他名誉工程师称号。沈中清后来也成为武大建筑设计室第一任室主任。1932年5月26日，王世杰在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礼上讲：“十二年前，我和李四光在回国途中曾经设想，要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建设一所大学，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最后指出：“本校的工程，尚只完成一半，此后需要中央及地方的指导与帮助正切。我们的建设不仅是物质的建设，还有最大的精神建设，无论在学术建设方面或文化事业方面，我们都在努力。请大家看看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中华民族的
出路，是不是人类向上的路！”同时，王世杰与叶雅各亲自带领师生在珞珈山造林，半年植树50万株，使园林化的校园里的中西合璧建筑群更为秀美壮观。1933年，一期工程完工后，曾昭安组织编印了《国立武汉大学建筑摄影集》，含有41幅精美照片。
    　一期工程耗资150万银元（因通货膨胀，实际耗资170万），中央政府与湖北省政府各支持75万，李宗仁拨款20万资助；二期工程，中央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又各支持75万。余下部分，由委员们通过各种渠道筹得，如中英庚款、汉口市政府、湖南省政府、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捐资等，总计400万银元。
    　一期工程（1930年3月-1932年1月）：文学院、理学院、男生寄宿舍、学生饭厅及俱乐部、教工第一、二住宅区、运动场、国立武汉大学牌楼等共13项； 二期工程（1932年2月-1937年7月）：图书馆、体育馆、华中水工实验所、珞珈山水塔、实习工厂、电厂、部分生活用房、法学院、理学院（扩建）、工学院、农学院（未竣工）等
共17项； 未完成工程：医学院、大礼堂、总办公厅因经费不到位未建。
  　 西迁乐山时期
　　1937年12月，蒋介石在武大阅兵1938年3、4月间，武汉被日寇三面包围，武大被迫西迁至四川乐山，珞珈山校园便成为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的军事指挥中枢，直至武汉沦陷。珞珈山凿有既深且大的防空洞，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每次日机的航路都要经过珞珈山上空却从未进行过轰炸。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国立武汉大学体育馆和图书馆召开（开幕典礼在重庆举行）[3]，会上制定了著名的《抗战建国纲
领》，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称蒋介石为“总裁”即从这时开始）、汪精卫为副总裁，确立领袖制度。蒋介石、周恩来和郭沫若都居住在武大，领导军民抗日，会见外国友人，向全世界传达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蒋介石还在珞珈山设立了高级军官训练团，并亲任团长，检阅军官，不顾个人安危，在珞珈山上亲自观看中国空军英勇抗击日寇的激烈空战。1938年8月2日，由周恩来牵头，召集国共两党主要领导在学生食堂成立了“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负责组织武汉全民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撤退，为抗战保存了许多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寇“3个月消灭中国”的妄想。
     　日据时期发行的明信片如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揣测的，珞珈山之所以未遭轰炸，是因为日军“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1938年10月26日，武昌弃守，日军果然将珞珈山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本亲善之旨”“以资保全原貌”。司令部驻扎在图书馆里，并在图书馆楼顶四角修了四个了望塔。理学院中还修有关押抗日人士的地牢。学生饭厅及俱乐部成为野战医院和军官俱乐部，男生寄宿舍成为住院部。文、理、工学院由大批文职人员使用，十八栋则由高级官员居住。附中成为车辆调度场，原邮局附近则成为一片马厩。未建的大礼堂后面（现人文馆后的小苗圃）成为军马场，日军为喂养军马而从日本引种水花草。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日军于1939年从日本引来樱花树苗在武大校园栽植。抗战期间，珞珈山校舍
虽整体保存了下来，但其内部还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抗战结束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
     　院系调整时期
1952年，李达出任武大校长，学校专门修建了一个小园子，即李达故居。1954年12月，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分出成立武汉水利学院，农学院大楼也随之分出作为办公楼。1950年代后期，在大礼堂原址的两侧兴建了物理大楼和生物大楼。桂园和梅园的一些具有民族传统风格的宿舍楼也是这一时期修建的。
     　文革时期
这一时期，早期建筑上都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口号，如图书馆上立有“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作为行政楼使用的工学院主楼上立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八个大字。在老斋舍、文法学院楼外墙上刷有“三忠于四无限”等标语，老斋舍各出入口两侧则刷有毛泽东诗词作为对联，甚至在一处墙上还用墨笔写有“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些特定意识形态下的产物，至今仍依稀可见。位于理学院和生物大楼之间的生物标本楼也在这一时期建成，但却破坏了早期建筑的协调性。
    　建筑现状
    　武汉市人民政府于1993年公布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为武汉市保留的历史优秀建筑。校园充分利用其自身优越的地理条件及悠久的历史文化，使人工造景与天然景观有机结合，人文景点与自然景致相得益彰。武汉市在2000年7月划定了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的保护范围为建筑物周围20米至48米，建设控制地带为武汉大学珞珈山主校区。近年来，学校成立了专门的保护委员会，制定了保护措施和维修方案，坚持适用于保护并举和修旧如旧、保持原貌的原则。但实际上，武汉大学校园内新建的部分建筑与校园内的早期建筑之间以及其内部不同的建筑之间没有很好的保持协调一致的风格。早期建筑的修复和保护未能真正按照“修旧如旧”原则，部分建筑的局部被风蚀或由于人为原因毁坏严重，需要良好的维护和修缮。比如理学院的修复不仅没有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反而弄巧成拙。还有长在屋顶上的树木，时刻危胁着文物的寿命。再如维修樱园四舍时，只是敲去不牢固的墙皮，然后敷上一层新石灰，极不协调。   
   　建筑介绍
      国立武汉大学设计图纸开尔斯的设计按照建筑设备委员会“实用、坚固、经济、美观、中国民族传统式外形”的要求，贯穿中国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思想，采用“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手法，对环境的深刻理解，对地形的巧妙利用。采中西建筑形式之长，集古典与现代建筑之美，开当时建筑风格之先。根据
珞珈山的地形地貌和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使校园总体规划具有鲜明的特色。校园建筑物依照各自的功能，采用散点，放射状的布局，又遵循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原则，因山就势，建筑组群变化有序，整个校园在自由的格局中又有严整的片断，构成了丰富多样的群体。这些建筑群相互构成对位对景，面面相观，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环境空间层次。欣赏珞珈山校园建筑，不是在“可望”，而是在“可游”，步移景异，韵味无穷。当时大量西方建筑界都还处在探索阶段之中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被成功地运用在武大早期建筑的设计施工上，并且深刻影响到中国后来的建筑，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校园中心区由2条南北轴线和2条东西轴线相交汇形成两大组建筑群，总体规划因山就势，利用东、南、北三面环山，西侧为低洼地的区域规划校园中心区，低洼地作运动场，看台依坡而筑。建筑群沿看台外面凹形校前大道上侧布置。南山（火石山）建工学院，北山（小龟山）建理学院，东侧山脊规划了大礼堂。形成以运动场为中心，大礼堂为主体的一组建筑群。工学院、理学院分别在运动场中线400米的南北端，为大礼堂的左右翼。大礼堂和体育馆在运动场东西轴线上下端正。运动场西向山起箕（东西长500米，南北宽200多米）地势骤降，为校区下沉式中心园林地。体育馆在其下方。于是形成贯穿工学院、理学院的南北轴线，及由大礼堂延伸至体育场以西的体育馆的东西轴线，空间呼应，地形错落，章法井然却又十分生动而切合地形。中心区西北侧的狮子山从东、北两个方向可远眺东湖，从东湖亦可见狮子山山顶轮廓，形成以图书馆为主体的另一组建筑群，在北山丘陵地带的狮子山，坐南朝北。图书馆居山顶中央突出；东、西两翼为文学院、法学院，相对矗立；南面学生宿舍抱坡而建。飞檐碧瓦掩映在绿树丛中，使山体显得更加郁郁葱葱、错落有致。武大校舍建设的总体统一，又有群组、单体建筑的特色。冬季阳光充足，夏季南风吹拂，并配合和增添了湖光山色的美景。   
   　 国立武汉大学牌楼
     　 最早的老牌楼现在武大正门处的这座新牌楼，是在1993年百年校庆前夕仿照老牌楼，由武大海内外校友集资建造的。四根八棱圆柱（四柱八方），表示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柱头上的云纹，表示高等学府的深邃和高尚。上覆琉璃瓦之颜色为孔雀蓝，仅次于皇家的金黄色。另外，位于南湖校区的武汉大学东湖分校，校门口亦为仿制的国立武汉大学牌楼。
　      现存的老牌楼原位于街道口大学路起点一侧的象征学校大门的老牌楼，历史上曾两次修建。第一次是四柱琉璃飞檐木结构，结构古朴、描金彩绘、漆彩画甚是别致，目前尚未见到有确切记载的建造年代（可能是1931年）。而从武大历届毕业纪念册上的照片分析，木牌楼应该在1934年6月前竣工。可惜次年毁于龙卷风。因此难以弄清牌楼上的字系谁人所书（可能是王世杰）。
       第二次修建时间据历史照片分析，估计建于1937年夏，牌楼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采取四柱三间冲天式。前面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尚不能确认由谁所书（可能是数学系教授萧君绛），后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则由中文系教授刘赜（刘博平）书写，表示武大办学的理想规模。刘先生书法自成一家，郭沫若曾称赞他的书法是“珍品”。文革期间，“国立武汉大学”六字被“武汉大学”四字所取代。这四字取自1951年5月，毛泽东回给武汉大学农学院学生陈文新的私信信封上（现在武大校名以及当成校徽使用的百年校庆标志上的字体均为“陈毛体”新书体）。到1983年校庆之际，又代之以书法家曹立庵所写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目前仍位于街道口，但已经破败不堪。